伤愈归队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在上海战场负伤，未痊愈，便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赶回教导总队总队部报到，被派在总队部参谋处第一课当参谋。时总队参谋长邱清泉，参谋处处长万成渠，课长肖西清，课的业务是主管作战。
自卫戍总部成立之日起，奉命编入保卫首都的各个部队，为了储备足够的粮、油、菜等物资，日日夜夜在南京附近的江南、江北地区进行采购。教导总队富贵山地下室和山坡下临时棚屋里堆积的各类粮食就有一千余袋，由定远购回的黑毛肥猪约二百多头，干鲜蔬菜贮满食堂内外。那时世面流行的好香烟如“前门”、“美丽”、“强盗”和“白金龙”等牌整箱整箱地堆了一间屋子。后来战斗紧张时，副官处长余易麟也不限制，任人随便取出，猪也每天屠杀不少，分给各团和直属营、连，只是记一笔账，参谋处、副官处人员随到随吃。虽然如此，由于我们工作非常紧张，有时忘记了饥饿，吃得很少。撤退时还剩了许多物资。
教导总队参加上海战役后，扩编为三个旅和三个特种兵直属团，需要补充大量新兵。兵役署对教导总队的兵源补充，安排在淮阴地区。扩编后接兵人员领回的新兵，不够补充上海作战后的缺额，平均各连约缺少编制定额的百分之十五。三个旅只有六个团。第七、八、九三个团，在江西、湖南两省境内接兵，并未回京。
南京保卫战自开始的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十二日之间，日军的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组，不断窜至南京肆虐，苏联空军志愿队曾多次飞至南京上空迎击。十二月二日午后二时，日机空袭南京，苏联空军志愿队立即起飞迎击，交战不久，我亲见苏机被日机击落一架，志愿队国际主义烈士的尸体掉在小营空坝里，摔成肉饼，面目模糊不清。后由总队派人把尸体埋在太平门外地堡城附近。
老虎洞阵地的壮烈拼搏
紫金山的最高处称为第一峰，次高处称为第二峰。山之东麓突起的小高地，俗称老虎洞。要控制南京城，必须要占领第一、二峰。要夺取第一、二峰，必须要先攻下老虎洞。故老虎洞之得失，颇为重要。
十二月八日，敌占领麒麟门后，就向天空放了一个巨大的轻气球，高约五百米，遥遥可以嘹望我军东线整个阵地。
八日午后，敌人集中炮兵火力向老虎洞猛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击。当敌人接近我阵地时，防守该地之罗雨丰营利用构筑好的阵地，以密集的火力向敌猛烈射击。居高临下，目标显明，敌人这天伤亡惨重。
九日拂晓，敌人空军和炮兵投掷并发射了许多炸弹、烧夷弹、烟幕弹，一时紫金山东麓弹声震耳，烟火冲天。敌人又再次发起冲锋，罗雨丰营坚持抵抗，同时又得到左翼第三旅第五团的侧击支援，敌人这次的进攻仍未得逞。
九日下午，敌人利用有利的风向，又发射更多的炮弹和烧夷弹，再次猛攻。全营牺牲大半，罗雨丰营长英勇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
紫金山南麓的战斗
教导总队于一九三三年在孝陵卫营房建队，在此训练达四年之久。官兵对于当地的地形、地物，非常熟悉，了如指掌。
保卫首都的作战计划，确认南京的最高点紫金山之得失，关系全局。山麓东南两侧将为争夺的焦点。又自上海战役中得到一条经验，这一重大据点在教导总队的守备地域内，以采取纵深配备为好。因此，教导总队阵地前的前哨阵地，左自西山前，经农艺校红土山(即红毛山)、吴家坡至工兵学校由第八十七师担任。十二月八日，敌军在麒麟门升起巨大的嘹望气球，并于当日即向第八十七师前哨阵地猛攻，该师一部竭力抵抗。继之由教导总队第一旅之第一团，第二旅之第三团防守紫金山第二峰、中山陵东侧、陵园新村、西山迄白骨坟的主阵地，与敌反复激战。迄十二日薄暮撤退以前，紫金山第二峰、明孝陵、四方城、卫岗、白骨坟之线，仍在总队的固守中，但官兵伤亡很多。
红土山的保卫战，参谋处曾调军士营之一部归周振强旅长指挥，闻亦投入战斗。
工兵学校阵地失守
自十二月九日起，敌炮兵部队已占领麒麟门、马群、沧波门、高桥门阵地，猛烈炮击北极阁、明故宫、富贵山，企图封锁太平门、中山门、光华门等我军部队进出要道。
卫戌司令长官部原先计划以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守卫西山、红土山、工兵学校和通济门，但该师自上海参战后，伤亡极大。八日，第八十七师的新兵连(由江北淮安补充的那连)在西山前的前哨阵地上曾与日军激战，敌人几次冲锋，都被击退(一个新兵连，能有这样的战绩是难得的，据说该连原来的连、排干部均未调动是其原因之一)。后因牺牲太大，才由教导总队第一旅派队接防。第八十七师防卫孝陵卫、红土山前面前哨阵地之一部，也因阵地过大，连长慈巨圣又负重伤，不得不退下，交由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周石泉)接防，并调军士营(营长吴曙青)附战车防御炮增援。经过激烈的搏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敌人伤亡惨重。敌人在受到重创后，即以少数部队率制教导总队防御的正面，而以主力部队猛扑第八十七师之第二六O旅防守的工兵学校。该旅战至只剩一营不到的兵力，虽曾竭力抵抗，但以人少无援，九日撤退进城，工兵学校遂于十日上午失守。工兵学校失守后，长官部震动，唐生智在电话上对王敬久大加斥责。此时，王敬久已把师部搬到富贵山地下室，其办公室就在邱清泉办公室对面。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带参谋处或副官处，整天整夜都在邱清泉办公室，总是吸烟、打瞌睡。工兵学校失守后，他立即用电话召第二六。旅旅长到地下室来。我记得这个旅长身体结实，中等个子，身穿灰布棉军装，腰系士兵皮带。他进入邱的办公室后，向王、邱立正敬礼(此时桂永清正在光华门督战)。
“你们为什么把工兵学校丢了?”王敬久声色俱厉地问他。
“我们自上海撤退下来，人没有收容一半，加之这几天的苦战，许多官兵不死即伤，守工兵学校时只有一连多人了，所以……”他也没推卸责任，很镇定地回答。
“你快回去把剩下的人组织好，听候命令。”王敬久从上海开战起即在战地，自己部队的情况，哪有不知道的。说毕，就叫这个旅长走了。
工兵学校在光华门的前方，工兵学校陷敌，光华门就失去了屏障。
光华门的战斗
十日上午，桂永清回地下室，要我写一张临时命令卡调炮兵团入城，设阵地于明故宫附近，以支援总队谢承瑞团，还击敌人。此令卡由参谋李钧政送去，并监督执行。
午后三时许，敌人的敢死队，在其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推进到护城河一线。晚八时，由城外冲到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但以城门坚固，而冲入城门洞内的也只有一个军营所率领的十余人。桂永清得报后，神情紧张，立即亲率卫士和警卫连的一排多人到午朝门督战。五龙桥至光华门的御道垒了五道沙包，留有枪口，准备巷战。又打电话到参谋处要调睢友蔺团增援，谢承瑞团长向桂永清建议说：“进入城门洞下的敌人不多，不如先倒汽油下去烧杀，明日拂晓，我率敢死队冲出再全部歼灭他们如何?”桂永清认为可以，立刻电参谋长派人送汽油来。汽油多数储存在军校和励志社等处。是夜，运送了许多桶汽油。谢团长亲率战士背着汽油桶放到城墙箭楼处。半夜，把汽油桶的口松开丢在城门洞口，立即投下火种，摔破的汽油桶里溢出的油，迅速燃烧起来。护城河边的敌人射击更密。拂晓，我军守卫在城墙上的各营连，利用居高临下之势，以密集火力压制敌人。这时，谢团长亲自率一排英勇的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轻机枪一齐向敌兵射击，多数均立遭击毙。其中有一名未死，当即用担架把他抬到富贵山地下室的门口。本着国际红十字会优待俘虏的仁爱精神，总部参谋处电召医务所(即裹伤所)派医官前来给予治疗。但经派日语翻译去询问，他闭口不言。十二月十二日薄暮撤退时，他盖着灰军毯，安然地睡在地下。
光华门战斗，我们遭到的伤亡不小，但战绩卓著，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谢承瑞团长战前业已抱病，后又为火焰灼伤，辛劳过度，体力已十分不行，所以竟在通过挹江门时因拥挤而被踩死了!闻者无不痛惜!
教导总队撤退前后的情景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长官部召集的守城各部军师长开会，下达总撤退命令。会议结束后，各军、师长仓皇地各返指挥所。这时消息早已泄露于外，除教导总队和各部第一线战士还不知道外，其它消息灵通的各军师的后勤人员早已焚烧文件、物资，收拾起自己的紧要东西，奔向下关。
桂永清开完会，首先奔赴驻于城内的直属团营和一个旅指挥所，传达了撤退的决定，要求各旅、团以及少数部队作掩护，其余分向下关、三汊河各自集结，甩一切可以渡江的办法，横渡长江。除随身轻武器外，其他重武器、笨重装备、粮食、物资等，全部销毁。是时，有些部队已先行动，又传中华门已失守，城内秩序大乱。
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后，在参谋长室召集参谋处长万成渠和副官处长余易麟(其他政治处、经理处、人事科、战地新闻报社已于数日前渡江，乘火车转赴武汉)说明情况后，即令副官处人员撤到三汊河等地，并指示参谋处只携带少数重要文件，其余全部销毁。吩咐完毕，他向邱清泉说：“我们一同马上走吧!”当时，紫金山主阵地的战斗，仍很激烈，光华门的谢团，也在竭力反击。
“你先走吧!我暂留下，再和各团、营通通话，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邱站着理他面前的一堆文件，冷静地对他说。
“那也好，处理好后，你赶快到三汉河来。我们到达江北后，还要组织收容工作。”桂永清向邱说完，立刻带领几名卫士和余易麟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地下室，向三汊河奔去。
桂永清走后，邱叫卫士把一堆文件拿去烧掉，静坐在电话机旁，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两眼微闭，若有所思。
参谋处长万成渠吩咐我将机要文件和地图，必须烧了才能走。我们作战课的底稿、地图又多，只得边查边烧。这时，小炮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带着兴奋的神情来到指挥部。他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因刚打下一架敌人的飞机，特来向参谋长报告并请领奖金的(当时有规定，击落敌机一架，奖金五百元)。我烧完作战文件和军用地图后，地下室内，只剩邱清泉和他的两名卫士。他对我说：“你受过伤，先走吧!”当我离开地下室，来到出口处，看见躺在地下日军俘虏，盖着一床军毯，纹丝不动，没有任何人去伤害他。
我沿着富贵山山麓下的碎石马路，走到和太平门交叉的路口，正遇见第六十六军的部队向城内走，我大惑不解。后来，我们转移到开封后，清夜深思，我才恍然想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于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三时，曾电调第六十六军的一个旅增援中华门。他们接到命令和集结队伍可能较慢，途中又未奉到撤退的命令，所以还在混乱中行进。
我到挹江门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通过城门时，“肩相摩，踵相接”，都不足以形容，简直是前胸后背相互紧贴，挤得喘不出气。我是被架抬起来挤出去的。
到了下关，却灯火通明。我沿着江边走到三汉河，根本找不到总队集合地点。沿江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叫骂声不绝于耳。
我是和传令兵魏尚一起用一块木板渡江的。为难之际，幸遇几位宪兵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承他们搭救，我们才顺利抵达浦口。
过江后的见闻
灰沉沉的寒冬天空，云色惨淡，冷风凄切。浦口街上门关户闭，没有瞧见一个居民。侥幸渡江过来的失群战士，稀稀疏疏、三五成群地低着头匆匆地走着自己的路。战斗生活这时就象一条突然凝滞了的长河，使每个虎口余生的人茫然不知所向。
我和小魏没有一枝枪，没有一把刺刀。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无声地循着津浦铁路两旁的小径向乌衣走去。每行数十步，仍回首遥望可爱的南京，想念尚在危城中的同学和战友们。“路漫漫兮修长”，我们如失群的孤雁，不停地向北走呀，走呀!
十三日午后一点过，我忍着未痊愈的伤痛走到了乌衣车站，站上有出售馒头的穷苦小贩，我们胡乱买了些吃。这时，忽然由北向乌衣开来了一列装甲列车，车进站后就慢慢地停下，上面下来一位中校军官，他迳直到站台上向我们打听南京方向的战况，当时我上装左上方佩有教导总队参谋符号。我向他简明介绍了眼下撤退情况，并说敌人海军并未到达，浦口附近亦无敌人踪迹。随又取出一张总队临时作战命令卡给他看，要求他允许我同车去浦口，以便掩护和接待渡江过来的官兵。他表示同意。我和小魏上车后，同他互相自我介绍，方知他是铁道兵营长冯庸(但非领导东北义勇军的冯庸)，黄埔四期毕业，体型瘦长，态度和蔼冷静。列车方要鸣笛前驶，教导总队胡启儒旅长跑步赶到了。他是早已到站，不知在站外哪里吃喝(乌衣站后有些搭棚的食堂旅店)，听到列车进站，知道列车要北上徐州。看见我正在车上和冯庸说话，笑嘻嘻地过来要求搭车，经我向冯营长介绍，当然他也上来了。
这列铁道装甲列车共有五节，火车头挂在最后，前头一节是车的主体部分，装有两门加农炮，车厢顶上还有一架重机关枪，可以上下升降，枪的把手有专人握着，旁边弹带已经装好。第二节车有一架苏罗通小炮，炮口正指向天空，射手、弹药手都做好预备姿势。第三节是指挥室，前后都有看台，也即是冯营长和我们所坐的地方。第四节满载荷枪的步兵战士，总共约有一连人。每节的外层皮都装有钢板。军容严肃，警卫周密。
列车缓缓地向浦口驶去，沿途首先迎到王敬久师长和他的卫士。他仍穿黄呢子军服，外罩青毛哔叽的披氅。上车后，一言不发，不断抽烟，斜靠起眯着眼打瞌睡。据我所知，撤退会议开过后，他去通知在明故宫待命的第八十七师一部就走了，并未回过地下室。再次接上车的是老态龙钟的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余念慈和胖胖的参谋处长唐嗣(此两人均由胡旅长向冯营长和我介绍的)。车行不久，又接到了俞济时军长和他的卫士。上车后都坐在指挥室的条椅上，各抽着纸烟，显得有些疲倦。他们交谈的只是哪些军、师长是否过江。
列车南下快到浦口了，忽听说敌舰已游弋到了八卦洲。俞军长等决定要冯营长回驶，不必在浦口掩护渡江大军。因为他们急于想剑安全地点和找唐生智司令长官。
午后四时许，晚霞夕照，装甲列车急驶到了滁州车站，我和诸位将军一同下车暂息。不一会儿，看见唐司令长官由车站内慢步出现，后面拥了一群人。下车的将领忙向他行礼．我则站在五十米外观望，听他们谈话。
唐司令长官身披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内着呢军服，衣领以下的几个钮扣都没有扣上，头上戴了一顶红绿色鸭绒睡帽，顶上还有一个彩色帽结子，嘴上叼着一支香烟。
这时，桂永清总队长带了一群副官、卫士也赶到了。
桂永清离开地下室，丢了部队来到三汊河已五点钟了。据机电员高旭林和郭孔新(桂的卫士，以后进了军校十六期，曾在我中队任区长)向我谈：他们和桂总跑到三汊河，找到了工兵团扎的一张木筏，就同桂总、余处长和儿名卫士登上去，立即向浦口方向划去。天色完全黑了，人多，划得很慢。约在半夜零时，才抵江岸。但不是浦口，而是浦口下游芦苇岸边。丛生的芦苇长得有一人多高，芦苇外的江边，平坦如砥，淤积的污泥既宽且厚，又松软，含水量多。桂总不知厉害，首先和一名卫士往下跳，脚刚落地，马上就往下沉，愈沉愈深，未跳下去的卫士着了慌，迅速把绑腿取下接连起，将一头丢给桂总和那名卫士，筏上的人全力拖拉，才算免遭灭顶之灾。上筏后，判明位置，才又划到浦口。桂总身体早已发胖。在这兵慌马乱之际，不仅找不到汽车，也找不到马，铁路上又不好步行，只好循着公路向滁州方向走去。
到了滁州车站后，桂永清向唐生智报告了撤退经过，然后向唐请示是否可将余部带到开封整顿。唐当即表示同意。桂总回头命令胡启儒旅长留下办理收容。
“我只同卫士一人到此，身边没有钱。”胡启儒说。
“余处长，你那里交一千元给胡旅长。”桂永清转身向余易麟说。余立即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崭新的一元一张的钞票，点交给胡启儒。桂永清命令我说：“你留此协助胡旅长，凡过江到此的。交待他们到开封报到。在车站联系好干粮的供应，单独过此的要酌情给予补助。”说毕，他带着身边全部人员和唐生智等乘铁道装甲列车北去。
滁州收容
桂永清走后，胡启儒旅长交给我一百元，吩咐照桂指示办理，他和卫士就到车站后的小客店住下。我到车站找站长交涉，站长是一位皖北人、姓张，高大结实，约莫三十几岁，诚实爽朗。我拿出“作战临时命令卡”给他，请借粮食和调用车辆，他慨然允诺，非常热心地帮助我们，并领我去看堆积的袋装米面，要我随便取用。我叫小魏背了几袋去换馒头，小贩要加工费，我立即先付了几元，并要小魏在站内候车室发放。战局变化已到如此惨状，还分什么你我部队，我要小魏见来的就发给。
我在滁州车站住了四天多，每天十点和午后三点左右都有敌机飞临车站乱炸。警报拉响，我和候车的各部战士急忙向站外地里疏散。车站设有临时红十字站，凡受伤的都给以医疗和包扎。
十四日上午，突然见到同学李慕超、肖冠涛。我趋步到他们跟前，相对久久地握着手，心情十分沉痛，都有再生之感。他们向我简述了过江的情况。我接待后，请他们乘车到开封集合。我们即匆匆告别。
小魏这次和我同过患难。他向我请假回阜阳探亲，我想他的父母听到南京失守，必定焦急和悬念，立即同意，给他十五元作路费，教他到蚌埠下车再回家乡。
十七日，胡启儒听说浦口、六合已有敌踪，他和卫士慌慌张张地来到车站。十一点有列车到站，他就要我同他到开封向桂永清汇报去了。（摘自《南京保卫战》，作者刘庸诚，时任教导总队总队部参谋处第一课参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