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彦，陈 冰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074）
［摘 要］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艺术家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而移居乡村，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社会融合问题亟待学术界的探究。文章以四川成都蒲江县明月村为案例地，综合运用了深度访谈、参与/非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对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社会融合进行探究。文章关注时空演进下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社区所处的不同场域及场域内部的要素变化，基于“行动目标-行动条件-行动策略-行动结果”的分析框架，详尽解构出艺术家移民于入“场”期、造“场”期和固“场”期3 个阶段，分别在乡村生活场域、乡村文化场域和乡村旅游经营场域，与当地村民的社会融合过程。在场域单元化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社会融合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该社会融合呈现出多场域渗透机制和多群体分层机制。该研究不仅促进了对新的社会流动现象的理论阐释，也给乡村探索新的监管和治理模式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在一系列乡村旅游政策的推动下，在追求艺术理想、追逐田园风光、崇尚社区意识、寻找成长机会等目标的吸引下，一些艺术人士到环境舒适的乡村地区定居，乡村成为他们的第二居所或永久居住地，他们则成为乡村的艺术家移民。这些艺术家移民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将经营旅游小企业视为支持他们新生活、平衡工作与生活的一种手段[1]，是典型的“生活方式型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或“舒适型移民”（amenity migration）[2]。他们在乡村这一有秩序的空间安定下来，与乡村原始村民共同生活在乡村，实践着从非常态到常态的生活体验，也参与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和社会联系。作为有着独特个性特征和鲜明艺术特质的艺术家移民，他们如何在新的社会生态中与当地村民推进社会融合？作为典型的外来移民，他们的进入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城乡融合的进程？这些成为本研究的思考起点和最终落脚点。
以往关于移民引发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多集中于从乡村到城市的城市化移民，鲜有对逆城市化现象中社会融合问题的深入剖析。虽然近些年在旅游研究领域，旅游情境下的移民现象受到学者关注，但是其落脚点多集中于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社会交往、社会认同、身份建构等方面，更多着眼移民的单向融入，而非双向融合，研究的内容也更多集中在以结果视角审视的融合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上，而忽略了对社会融合过程的系统解构和动态认知。本研究以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社会融合现象的分析框架，将艺术家移民与当地村民的社会联系置于动态的场域单元进行分析，力争更全面地还原艺术家移民在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融合过程，更系统地呈现宏观视角下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社区的社会融合规律，为科学认识和有效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外部移民与当地村民的社会融合提供理论支撑。
社会融合概念由涂尔干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他所指称的社会融合泛指个体与他人或者社区建立并保持紧密关系[3]。随着西方学者对移民现象的研究日趋深入，社会融合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囊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各研究层次，涉及政策和实证研究两大方向。在理论流派上，出现了同化论（熔炉论）、文化多元论、分层融合论。Goldthorpe则超越了传统的理论视角，把社会融合当成不同群体在新情境下的社会联系，认为社会融合“不是或者不一定是一个外来者取得认可，融入某一交往圈层的问题”，而是“与他同类的一些人建立关系的问题”[4]。社会融合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概念，融合既是动态过程，也是一种结果。本研究借鉴以上多种理论视角，将社会融合视为不同群体通过人际互动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互相适应、互相影响的过程[5]，基于个体异质性、互动多维性等因素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结果，融合本身是动态且不断发展的。
出于对某个时间点社会融合状况的关注，很多学者尝试构建系统的社会融合指标测量体系，去测度不同情境下移民的社会融合结果。城市化移民是国内研究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测量指标大多涵盖经济、社会、文化[6-7]等维度，也有学者构建了身份[8]维度和心理[9]维度。在旅游移民的相关研究中，旅游劳工移民、生活方式型移民和季节性旅游移民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的承袭了城市化移民的研究成果，对旅游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系统测量[10]，但更多的研究则着重分析社会交往、社会适应[11]、社会认同[12]和身份建构等心理认知层面的融合状况。在进行社会融合状况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个体因素、群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态、移民自身的地缘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13]等；群体因素包括社会文化[14-15]、迁入地社会居民对移民的态度[16]等；环境因素包括城市治理、社区环境[17-18]等。这些多元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社会融合状况的出现，但是由于缺乏对影响因素的结构化、体系化分析，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难以形成对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深入理解。而且，从维度构成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移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往往被看作既定的，社会融合变成外来群体融入的单向过程。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通过对场域及场域内惯习、资本、位置、利益等要素的分析来解释人的“实际活动”[19]。场域理论认为，生活在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处于某种位置的行动者，为提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会运用自己所占有的资本，在惯习中展开行动，行动会导致资源重组和位置变化，从而导致惯习的变化。可见，场域理论将个体置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空间中，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相结合，跨越“行动-结构”的二元对立，这无疑为分析动态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更系统的视角。但是，大部分研究在运用场域理论时，着重从社会融合过程中场域内某个单一要素的变化来切入。比如，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中，用资本视角来剖析社会工作实践促进少数流动人口群体社会融合的过程，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通过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建构实现的，少数民族只有不断占有资本，才可以能动投入场域的运作中，通过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社会融合[20]。在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研究中，有的研究关注农民工旧有的乡村惯习，因为相比城市惯习处于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在就业、生活、公共生活空间始终与城市社会间存在巨大鸿沟，这些区隔让农民工心理上感受到城市强烈的社会排斥，进一步限制其融入城市[21-22]；有的研究则侧重对场域空间的关注，社区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组织载体与空间场域，不同社区场域的成员会表现出异质性的心理与多样性的行为[23]。对工作移民的研究中，加拿大的工作场所惯习和劳务雇佣做法被认为是工作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24]。这些研究对深入认知某个要素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是有价值的，但是脱离场域理论的系统逻辑进行点状分析对于理解复杂的社会融合过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移民活动的某一场域进行研究的，忽略了某些不同场域间的天然联系，也就削弱了一些研究结果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解释力。虽然有些研究突出了场域理论的系统性，但主要还是基于社会融合的单向融入认知，未将双向的变化考虑在内。如Huot 等通过对加拿大讲法语的移民进行研究，指出融合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过程，移民需要意识到移民原国家和东道国社会场域及惯习差异，了解东道国社区的运作模式，并且在社会互动中调整行为方式和表现[25]，研究强调了社会系统和结构的重要性，Vandenberg 等在对跨国工作移民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结论，认为移民在融入东道国的过程中健康和福祉受到了系统性、结构性因素的限制[26]。
本研究旨在回答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艺术家移民“如何”（how）与当地村民进行融合以及融合状态如何（what）的问题，属于探索型、解释型研究。艺术家移民与乡村村民的社会融合问题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而且未曾被特别研究过，因此适合采用单案例研究[27]。
研究的案例地是四川成都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该村距离成都90 km，全村占地面积6.78km2，辖15个村民小组，727户，共2218人。2013年以来，明月村以“竹海茶山明月窑”为依托，先后吸引了几十名艺术家和文化创客入驻，其中，包括国家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服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画家、手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等，截止到本研究最终调研期，他们在乡村开办了32个文创项目（陶艺体验、草木染、民宿等）。艺术家移民已经构成明月村重要且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相互交织，对于研究移民的社区融合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案例地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团队先后于2019 年7 月20—28 日和2020年8 月15—20 日两次赴案例地开展田野调查。调查期间，研究团队不仅对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互动情境进行了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而且深入访谈艺术家移民15位、村民33位和相关人士两位（政府官员、第三方机构负责人），组织焦点小组访谈两次。本着充分尊重被访谈者的研究原则，在征得访谈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录音，每日均记录观察笔记。研究共整理录音文本30 万余字，二手资料15万余字。
在田野调查的同时，研究团队收集并关注了微信、微博和公众号等可能的线上信息发布渠道，保证研究团队在离开案例地后也能持续关注艺术家移民的动态并追踪乡村中的群体活动、定期开展线上交流，针对关键信息的缺漏之处通过联系原访谈对象进行了补充确认。
2.3.1 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
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系统认知视角为探究艺术家移民与当地村民间复杂的社会融合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本研究将场域、资本和惯习等嵌入社会融合的实践当中进行分析，将艺术家移民和当地村民视作处于一定位置、拥有不同资源、具有某种具体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主体的行动是在同一场域中、在惯习的变迁中自主展开的，行动导致了不同主体在互动中的资本交换，进而改变了在场域中的力量构型，导致行动主体间关系的变化。行动不但受场域和惯习的影响，随着行动的展开，场域和惯习也发生着变化。基于以上认知，本研究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行动目标-行动条件（资本）-行动策略-行动结果（融合）（图1），该框架主要用于分析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社区的行动，并将场域和惯习作为对行动及其结果的解释。
图1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2.3.2 数据分析过程和方法
本研究旨在解构艺术家移民和乡村居民的社会融合过程。由于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融合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阶段化的特点，同时在社会不同场域空间内呈现出异质化的特点，因此研究团队首先对各阶段内不同场域中的融合过程进行了单元化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和归纳了艺术家移民在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融合机制。
考虑到访谈对象类型的多元性，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真实可靠，本研究是在对不同类型访谈对象的数据进行分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比对修正的，而且分析过程中结合了实地观察、二手资料等内容，充分做到了数据三角交叉验证。其中，文本数据的分析编码主要运用Nvivo 11.0 进行处理，整个编码过程采用的是三级编码方式，首先在对原始文本材料进行概念化处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放式编码，以字母Y 标注移民，以R1、R2、R3、R4 分别标注开展旅游经营的村民、作为雇员的村民、普通村民和返乡青年，以G 标注其他被访谈者，接着对开放式编码进行了有机整合完成主轴性编码，最终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按照“行动目标-行动策略-行动条件-行动结果”的故事线，详尽解构了艺术家移民和乡村居民的社会融合过程。所有的编码和分析过程均由研究团队成员背对背完成，并进行了讨论和纠偏。
明月村艺术家招引工作项目组的进入和撤出是明月村影响艺术家移民和村民社会互动场域变化的两个重要背景事件。2016年之前，艺术家移民的进入与明月村乡村旅游发展具有耦合性；之后，随着艺术家对外招引工作项目组的进入和工作推进，出现了大量艺术家移民进入并开始长期生活在明月村的情况；2019年开始，随着项目组撤出，艺术家移民更自主地在乡村工作生活。因此，本研究以这两个重要事件为节点进行阶段性分析：入“场”阶段（2012年—2014年年底，艺术家开始进入）；造“场”阶段（2014年年底—2019年，艺术家项目开始集中建设并长期在乡村生活）；固“场”阶段（2019年至今，艺术家少量撤出，部分继续在建）。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充分观照了艺术家移民与村民在生活场域、文化场域和旅游经营场域等不同场域空间的互动异质性。
在艺术家到来之前，明月村是西南地区一个普通村落，村民间构建了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共同体。随着明月村的发展，或因为乡土情结，或因为田园梦想，或关乎艺术理想，艺术家怀揣着各自的乡村梦开始入驻明月村。最初，艺术家属于乡村场域的“闯入者”，虽然当地村民对这些外来群体感到陌生，但政府用自身公信力和权威为他们背书，保障了艺术家进入的合法性，消解了村民的疑虑，构建了一个相对和谐的场域环境。艺术家跟村民的互动在这一时期主要限于以游客身份的探访交流、房屋的租赁事宜以及日常的浅层互动。艺术家带着在城市场域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与村民交流，他们秉持工具理性的行动观，保持着社交距离，遇事冷静克制。而村民则完全不同，大多热情友好、给人亲近之感，重视人情往来和邻里互惠，这些乡村生活场域中的惯习常常会使艺术家移民在刚接触村民时被深深触动。“我刚进村时遇到了一个嬢嬢，看我一个人就载我进村，当时就觉得这个村里的人太热情了，后来还是她一家一家帮我打听空房。”（Y5）村民的淳朴特质让初到明月村的艺术家移民印象深刻，也让他们对找寻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感和亲切感更有信心，即在乡村获得更多情感资本[28]，于是会主动调适自我来适应乡村的日常相处方式。虽然，明月村的散居格局决定了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邻里互动局限在小范围内，但彼此间的交往也使艺术家初步积累了在地社会资本。在入场期有限的交往中，艺术家移民和村民较少产生矛盾，但还是会在一些刚性交往中产生摩擦。“我有个体验就有点像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到明月村以后遇到了几次签了租房合约村民反悔的。”（Y8）农耕经济带来的家族观念使村民缺乏法律情感，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习惯用传统的伦理道德、人际关系舆论代替法律行使职能[29]，艺术家移民虽然对村民的违约行为感到不满，但基于对法律难以构成约束力的惯习判断，通常并不会为此诉诸法律，而是会据此形成对乡村生活场域的一些认知。
可见，入“场”期，艺术家想要移居乡村（目标），初入乡村生活场域，开启了租房、日常交往等生活嵌入（行动策略），这些行动是基于资本交换（行动条件）而产生的，是用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资本来交换乡村的土地、社会、情感资本，也因此艺术家移民开始与村民建立联系，开启了生活场域的社会融合（行动结果）。初入生活场域，他们在和村民建立联系、交往的过程中会因为彼此惯习的不同及对场域的不适应而产生一定的碰撞，这会影响他们接下来的行动选择，进而影响社会融合的状态（图2）。
图2 入“场”期:生活场域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融合过程Fig.2 Entering the“field”period: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artist migrants and villagers in the life field
3.2.1 生活场域的演变和社会融合情况
或追求本真生活，或将乡村作为实验之地，或因为艺术发展刚需，艺术家以项目为支点，希望明月村真正成为其生活家园。2016 年到2019 年年初是艺术家旅游项目的大修建时期，艺术家移民和一些村民手艺人建立起临时雇佣关系，他们和村民对建筑的认知和理念会表现出差异，往往需要站在彼此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体系上思考，这种磨合让双方逐渐建立了深层次的信任关系，艺术家移民也由此加深了对乡村生活场域的理解，适应了乡村的交往方式。“村里的师傅们很虚心，都叫我老师，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吃中午饭，确实发现一个锅吃饭后大家有了更好的信任。”（Y13）而且，项目建设阶段艺术家要在当地租赁房屋居住，常在附近村民家或村民开的餐馆吃饭，这样的接触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一些艺术家抱着与村民群体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意愿，会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基于相同的目标追求，主动地与当地人深入交往，并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希望将尊重自然的理念、高雅的生活方式等传递给村民。例如艺术家通过投资的方式与村民合作进行生态种植实践与推广，在物质和精神上对有先进理念的村民进行支持，进而持续推动生态种植理念的践行。但是，有部分艺术家移民难以摆脱精英思维，最初和村民交往造成的利益受损使其构筑起心理防线，给村民贴上“不讲道理”“有小农意识”的标签，会刻意避免麻烦，不与村民深度交往；有部分艺术家身上带有强烈的职业特质，他们享受独处，生活圈层独立，不重人情往来，个别艺术家移民更是潜心艺术创作，没有跟村民交往的需求，并不想在乡村建立社会关系网，不会过多与村民交往，而村民更加在意诸如“主动打招呼”这样的交往礼节，双方会因此产生芥蒂，艺术家会吐村民的槽，“他们（村民）就觉得这些人以艺术家自居，不跟他们（村民）打交道。”（Y6）
总之，如图3所示，该阶段艺术家希望乡村成为自身的生活家园（目标），在生活中跟村民的接触变多，除了日常交友外，还存在进一步的社区参与和理念引领，两群体间在一定范围内处于生活交织（行动策略）状态。村民因为艺术家的到来而开始在经济上受益，建立在雇佣关系和合作关系上的互动实质上是艺术家利用经济资本交换（行动条件）当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情感资本的过程，随着互动程度的逐渐加深，艺术家移民和与其接触较多的村民进一步推动生活场域的社会融合（行动结果）。尽管如此，不可回避，艺术家移民的城市人身份、艺术家身份所形成的思维、行为习惯有时会让他们在乡村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会因为美好生活家园的愿望、资本交换的需要去适应乡村的人际交往方式，村民也开始习得艺术家移民好的生活理念，群体间的互动程度较上一阶段显著加深，但也有一些不可调和的差异在各自内心被隐藏起来。
图3 造“场”期:生活场域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融合过程Fig.3 Making the“field”period: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artist migrants and villagers in the life field
3.2.2 文化场域的演变和社会融合情况
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的文化实践促进了乡村文化场域的丰富和演变。艺术家以文化实践、创作和推广为主要行动目标，利用自身在文化资本上的绝对优势掌握着这一场域的话语权。他们不仅按照入驻要求给村民免费提供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或组织陶艺、草木染培训等公益培训，还会结合自身耕耘的文化领域或基于自身兴趣开展形式多样的展览、诗歌朗诵、音乐演出等文化活动。除了担任大型节庆活动核心的策划、表演者外，他们更是本地文艺组织的指导者。
面对公益培训，日常繁重的劳作生活使大部分村民无暇参与，村民讲求“立竿见影”效用的思维惯习更制约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你把实绩拿出来，地方上的人不想听大话的，最重要的是实绩。”（R1-8）而且艺术家移民扮演着“教育”“指导”的角色，这还会让村民感知到双方的不平等地位，产生心理距离。面对艺术家移民致力传播“高雅文化”——诗歌、音乐和茶道等节庆活动，村民也不真正感兴趣，最多持有围观心态去“看热闹”。
一方面是艺术家移民努力地思考着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联结，并站在营销角度去迎合城市人对“理想村”的文化想象，另一方面是很多村民感觉自己被忽略、乡土文化被忽略，“我们来表演政府不给我们钱，政府愿意从外面找人，不愿意找我们（村民）。”（R3-1）可见，文化场域几乎被艺术家移民完全主导，当地村民鲜有展示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这也与村民缺乏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有关，他们没有勇气和自信去彰显自己的文化，“有种农村人好像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是村民，参与度不是特别的高。”（Y3）不过，有的村民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因为艺术家移民在其眼中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希望孩子能多受熏陶，实现文化的向上流动。同时，还会有一些返乡青年和有一定文化兴趣的村民积极拥抱新的文化，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来为自己争取和艺术家移民对话的机会，只是这种对话从文化上并不对等，村民明显缺乏文化自信，更倾向于抛开乡土文化去学习“高雅”的文化。这些原因的叠加导致了村民向移民文化的融入，形成一种逆向的融合。
如图4 所示，文化场域中艺术家移民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希望通过艺术培训、节庆活动等文化主导行动（行动策略）来进行文化推广（目标），通过用文化资本交换（行动条件）的方式迅速在当地社区中拥有了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并吸引了一部分当地村民学习他们的文化，产生了文化场域中逆向的社会融合（行动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这套由艺术家构建的带有新文化推崇特点的场域运行逻辑也将很多感到陌生和不适应的村民排除在外。
图4 造“场”期：文化场域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融合过程Fig.4 Making the“field”period：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artist migrants and villagers in the culture field
3.2.3 旅游经营场域的建构和社会融合情况
旅游经营场域在该阶段被建构出来并不断演变。在艺术家项目伊始，政府就专门规划了村民创业区，有意引导区分艺术家移民和村民的经营业态，期望形成移民办民宿、村民办农家乐的旅游经营布局。然而刚开始，大部分村民在乡村较封闭环境的浸润下养成了保守心态，虽然进入门槛较低，但仅有部分乡村精英大胆将自身资本投入旅游经营场域，利用他们自身较强的“资源俘获”[30]能力，迅速在旅游经营场域占据一席之地。同期，在明月村对艺术家移民的专项政策支持下，艺术家移民成为旅游经营场域的重要主体，他们将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等投入艺术工作室、民宿等旅游经营中。此时的旅游经营场域中，艺术家移民和村民表现为雇主-员工关系和和谐的商业合作关系，这时期参与到旅游经营中的村民往往在艺术家移民和其他村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橘红，你现在还好吗？一个女人，夫离子散，孤苦凄凉，能好到哪去？没有这笔钱，怎能把橘红从水深火热的凄惨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仿佛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脸，脸上的绉纹就像干涸了的稻田，到处布满沟沟叉叉；一身肮脏的衣服，绉绉巴巴，散满了星星点点的痕迹，弓腰驼背，仿佛无力再承受生活之重。
很快，随着全国媒体的集中宣传，明月村旅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些村民看到市场商机后也希望乘上发展快车，纷纷开办旅游项目。同时，艺术家移民也在原有的业态布局上做新的拓展，更多的高品质餐厅、民宿出现，“想着还是做个民宿，因为这方面的需求还很多，”（Y8）旅游经营场域的竞争态势也因此开始显现。虽然艺术家移民对村民的经营活动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受制于资本条件，双方在项目类别、客源定位和经营能力上都有差别：艺术家移民项目主要针对高端客群，一般投资大，有较高的服务品质和产品特色，且善于进行宣传营销，而村民项目主要定位大众游客，投资成本较少，管理水平和宣传能力弱。因此，村民的项目盈利能力普遍不强，整体在旅游经营场域中分得的蛋糕较少。而且，由于缺乏一致认同的市场定位和利益诉求，旅游经营场域出现矛盾叠加的局面：艺术家认为大众游客的蜂拥而至破坏了乡村的宁静，而这些游客却是村民主要的收益来源；艺术家更重视游客凝视原生态的农耕文化和乡土景观的需求，而绝大部分村民还未意识到一些商业化对乡村原真性的破坏；旅游合作社代表的是村民的利益，他们承担了全村旅游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工作，却无法从艺术家移民的项目中抽取利润。“我们合作社承担全村品宣的工作，但是客户来村里消费，合作社没有分到佣金。”（R4-1）这些利益诉求的不一致使乡村旅游的发展难以凝聚力量，群体之间也加深了误解，产生了隐性矛盾。
如图5 所示，在旅游经营场域的建构和迅速发展中，艺术家移民为了获得旅游营收（目标），他们会利用自身各方面的资源优势（行动策略）迅速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而这些优势策略的发挥得益于他们拥有资本，与村民或者代表村民的集体进行资本交换（行动条件）。虽然发展旅游使更多村民建立起跟艺术家移民的经济联系，但乡村旅游经济体量小、渗透率低，而且大部分村民还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他们在乡村旅游经营场域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未产生资本化效用，未能参与到资本交换中。该阶段使乡村面向并走向市场，场域中彼此间的联系建立在利益联结基础上，社会融合中孕育着矛盾和冲突（行动结果）。
图5 造“场”期：旅游经营场域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融合过程Fig.5 Making the“field”period: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artist migrants and villagers in the tourism business field
明月村项目组在完成项目招引工作后于2019年下半年撤出，后期的软性支持和配套并未完善，而2019年底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内外部环境变化造成了明月村旅游经营场域的波动。为了在低迷的市场中生存，许多艺术家移民开始采取包括降价在内的市场策略调整经营，但降价使村民的项目更加缺乏竞争力，村民还未完全适应该场域中市场化思维，大多选择听之任之，心态难以调节。
“村民你不能光看着人家天天客满眼红，要想着你有什么特色吸引游客，你守在那儿等客人来也不是办法。”（Y4）一些长远看好明月村发展的艺术家移民在这个阶段继续推进项目建设，给已趋于稳定的经营场域带来了新一波的力量角逐。相反，那些目睹了旅游经营的积累效应，同样被旅游经营红利吸引的村民却难以在旅游经营场域中获取到有利位置。同时，一些当地村民也因为在位的旅游经营者节约人力成本而被解雇，群体间在必要情境下的交往频率减少。因此，虽然村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艺术家移民为乡村带来了更多资源和发展机会，但是因为自身获得收益较少而开始显露矛盾心理。很多村民由于最初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迁，主观感知到艺术家移民和一些乡村精英获得“巨大”收益，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对不公现象的“肇事者”（政府）及相关“优势群体”（艺术家移民、乡村精英等）产生不满或敌对态度[31]，“我们是有意愿的，但第一波市场已经占完了，后边我们都‘失业’了。”（R3-3）
如图6所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32]使其较易受到大的社会场域的影响，因而外部场域的突变最先波及旅游经营场域，艺术家移民从自身在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将目标调整为深化经营和艺术创造为主的维持经营（目标），他们会调动自身的艺术能力、经营能力和主动性，通过艺术创作、渠道开拓、价格调整等多元发展（行动策略）力求实现目标，因为大部分艺术家移民减少了人力、经济资本投入，与村民的资本交换减少（行动条件），彼此之间经济连接的链条断裂、竞争性愈发凸显，因此呈现出竞争区隔的社会融合状态（行动结果）。
图6 固“场”期：旅游经营场域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融合过程Fig.6 Fixating the“field”period: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artist migrants and villagers in the tourism business field
不同场域建构了艺术家移民在乡村旅游社区践行社会融合的相对独立单元，但事实上场域的自主化只是相对的，没有彻底的自主场域[33]，不同场域间相互影响，不同场域内的社会融合状况相互渗透，共同构筑起艺术家移民在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融合现象。首先，生活场域和文化场域之间相互影响。少部分村民和艺术家移民会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频繁交往，这使他们在各种文化活动中更自然地进行深入互动，而文化活动也有利于消弭空间和时间距离，为群体间的沟通提供便利。同时，村民还会用日常馈赠的方式感谢艺术家移民于文化场域所表现出的文化接纳和价值认同。其次，旅游经营场域与文化场域相互影响。旅游经营场域中艺术家移民和村民之间的互动缩短了社会距离，为两个群体在心理认知层面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尤其是雇佣或商业合作等稳定关系的建立使村民克服了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心理距离，可以更自然地参与到移民举办的文化活动或培训当中。反过来，文化场域也为旅游经营场域中的联系搭建了更多的对话平台。最后，生活场域和旅游经营场域之间相互影响。旅游经营场域中艺术家移民与村民不断增加的社会联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彼此的日常生活交往，艺术家移民用经济资本交换村民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也将市场规则意识传递给村民，生活场域的惯习在彼此互动中悄然变化。反之，生活场域中联系的增多也为彼此在旅游经营场域的互动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能。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艺术家移民内部，还是村民内部，都存在群体内部差异，受多重差异要素的影响，艺术家移民与村民的社会融合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机制（图7）。
图7 社会融合的群体分层机制Fig.7 The group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gration
首先，艺术家移民的社交意愿和融合需求存在主观差异。一部分艺术家移民会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积极，与很多村民实现不同程度的融合状态。但是，也有小部分艺术家移民从进入乡村开始就希望在乡村去社交化，更专注于艺术创作、或自己的生活追求，没有融入当地的主观需求，只将乡村作为自己的居住场所，缺乏归属感，因而跟村民处于区隔状态，但是他们还是会和其他艺术家移民互相提供社会支持，构建起天然的社群网络和深层的情感纽带。“买地的都是朋友啊，它有一个集聚的效应，大家怀有对乡村的热忱，一起在‘他乡建故乡’。”（Y14）
其次，村民可供交换的资本存在差异。以村干部、乡村企业家等人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往往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威严，实质上扮演着地方代理人的角色，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34]。当艺术家移民意识到乡村场域的这一运行逻辑时，他们非常愿意并往往会更积极地和乡村精英建立良好关系，因为即使不扩张在地社交圈，这样的关系也足以助力他们解决乡村生活的大部分问题，“我租房的房东是队长，他认识很多人，包括村主任这些我也熟。你跟他们认识熟悉起来嘛，有的事情只有他们才能够解决。”（Y5）同时，由于返乡青年具有较高的在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与艺术家移民的交流更顺畅，艺术家移民不仅愿意为其提供精神支持，甚至在项目建设初期缺少经济资本时也愿意给予经济资助。而且，乡村精英和返乡青年也更能认识到艺术家移民对乡村的重要意义，也非常愿意与其交流互动。因此，一般来说，艺术家移民和乡村的返乡青年、乡村精英等交往甚密，在各场域都进行深度互动。相反，普通村民很容易被排除在交往圈之外，这不仅是双方巨大的资本差异造成的，也因为艺术家在场域中的位置感使其在交往的时候与他人保持距离并产生区隔，尽管艺术家移民的这些行动策略可能完全无意识，但社会距离却已完全铭刻在他们的身体上和语言中，也逐渐嵌入惯习中，“有的时候我有点怕跟村民关系特别近，你跟他太亲近的时候就会天天长在你家里。”（Y3）无论艺术家移民是否愿意主动构建新的融合关系，他们跟村民中从事乡村旅游服务的人员会因为雇主-雇员的关系而交往，也会跟其他邻里村民呈现仅限于日常交往的浅层社交关系。
本文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引入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的社会融合研究，关注时空演进下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社区所处的不同场域及场域内部的要素变化，基于行动目标-行动条件-行动策略-行动结果的分析框架，详尽解构出艺术家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系统提炼出在此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融合机制。本研究不仅是对场域理论应用的一次丰富，再次凸显了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分析的重要价值，也是对移民现象，尤其是非城市化旅游移民现象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更全面立体地剖析了艺术家移民在乡村社区的社会融合过程。研究发现，资本差异是任何场域内影响融合的重要因素，艺术家移民拥有较高的文化、经济及外部社会资本，在旅游经营场域和文化场域中能迅速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强势主导群体，因而产生了文化逆向融合、经济局部融合和后来的竞争区隔状态。而且，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艺术家移民与当地村民间并非是简单的融合或区隔状态，而是存在分层融合机制，整体呈现小范围融合和群体区隔的态势，并且在文化场域出现了明显的逆向融合情况。
本研究深化了旅游研究的社会理论语境。随着旅游的发展和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旅游活动开始被理解为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论视域下的特殊过程：流动或多重流动下的活动。乡村旅游发展中资本、人、物的流动呈现着当代社会的超流动特征，乡村旅游社区也凸显出乡村流动与非流动共存的特征。艺术家移民属于旅游移民的一种，他们到乡村是进行“再疆域化”的过程，艺术家移民的流动打破了乡村的常规状态，他们与村民、游客一起构造了“乡村流动体”，这些主体的行为创造了新的场域即旅游经营场域，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场域、文化场域。艺术家移民移居乡村的流动是区别于城市化移民的逆向流动，它突破了传统城乡二元格局，也突破了乡村严格的、排斥性的边界，艺术家移民与村民逐步在因旅游发展而建构的“乡村流动体”的不同场域中进行着社会融合的实践过程。在动态、复杂、持续的融合过程中，乡村自身也在不断被感知和被体验，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构建中由失序走向稳定，乡土文化也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
艺术家移民在乡村旅游社区之社会融合现象的深度解读让研究者看到艺术家移民进入乡村的积极效应，他们的入驻并不是一个单方面攫取资源的过程，而是向乡村注入了更多资源和发展机会，改善了乡村经济结构，提高了乡村的文化审美，但同时，也提醒研究者注意到社会融合中所存在的潜在问题。当前艺术家移民与村民在各场域的融合范围较小，程度不高，长期可能引发社区矛盾和冲突，不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而文化维度的逆向融合很可能会让乡村失却传统内涵和历史厚度。因此，本研究为政府科学引入文化学者、艺术家等外部旅游发展力量、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融合提出治理建议。首先，从治理思想上要跨越社区的二元对立划分，不要刻意强调村民与外部移民的同一性或他异性。其次，从治理方法上可强化以下4 点内容：（1）外部进入的科学引导。政府在前期制度设计上要设置进入门槛，严格把控艺术家移民的筛选，过滤掉对土地和平台资源单向利用的艺术家；做好对艺术家的服务和资源配套工作，引导艺术家利用自身优势开展针对村民的文化培训活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给予艺术家物质奖励来提升其参与乡村文化公共事务的积极性。（2）融合机制的有效构建。一方面，建立利益绑定机制，增强各主体的共同体意识，防止因利益诉求不一和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发展疲乏、力量不集中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另一方面，建立追寻意义实现的平台，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分散发展模式，从而增加各主体对乡村集体事务的参与度，提升共同体意识，促进群体认同。（3）乡土文化培训的科学推进。政府要将培养和教育村民放在重要位置，重视村民的主体性，增强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鼓励艺术家移民与本地文化元素融合，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作品，引导村民树立文化自信。（4）误解矛盾的科学预防和有效化解。政府应深入了解艺术家移民和村民的真实需求，做好协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创造可供双方深度对话的平台，引导双方互换立场，肯定乡村和城市的文化差异，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同时采取公平原则处理化解矛盾。
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融合过程是复杂、多维、动态和持续的变化过程，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区分了阶段性、多场域，力求较全面完整地呈现该过程，但全局再现的同时，对细节的分析尤其是各场域不同主体的深描还有一定欠缺，未来需要再进一步专项研究某一阶段内的主体交互和社会融合。而且，因为本研究重点在于艺术家移民和村民的社会融合，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游客视角数据的获取难度，所以并未将游客这一乡村旅游社区场域中的行动主体纳入各场域的分析中，未来可以探究游客对两个群体之间互动的影响，使研究更为完善。此外，由于疫情影响，使得本研究所观察到的第3 个阶段呈现出“非常规”的状态，这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一定影响，同时考虑到社会融合的持续发展性，未来应持续跟踪，在变化和波动中把握长期态势。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8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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