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标识纠错与国家标准出台的由来：我的亲历

      这是我的一篇回忆录，记载了近三十年来我参加的双语标识纠错活动以及我所知道的它是如何从一项普通的“英语纠错”，扩展到一场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的活动，有哪些人为之做过贡献，以至政府部门的管理措施及《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的出台。

      这也是我的一份总结，阐述我参加规范标识英语工作的体会，以及对解决這一问题的看法。同时，我也想向更年轻的人介绍我们老一辈人“教书”生涯中有哪些经历值得借鉴，有哪些问题可以避免，以及当今年轻人有哪些更多的选项。

      为增加阅读性，此文不拘泥文体的规范。这也非文学作品，只讲经过，稍加议论。避免过度平铺直叙，文中增加了对事情细节的描写和幕后的故事。

      特别说明，本文纯属个人对公示语翻译规范活动的回顾和一点感想，并非学术研究，对过程细节的叙述也难免挂一漏万。

一、何为《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 2017 年 6 月 20 日电：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教育部、国家语委 20 日联合发布《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该标准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终于发布了，而且正式实施了。此时,我心情激动，感慨万分。这一标准的公布是很多有心的、负责任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多年来的期盼。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是中国首个关于外语在境内如何规范使用的系列国家标准，有通则等十一个部分，涵括了、交通、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和商业金融13个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原则、方法和要求，并为各领域常用的公共服务信息提供了规范译文。标准为公共服务领域使用的英文提供了规范、准确、权威的参照，适用于全国范围。

      什么叫“国家标准”？所谓“国家标准”是指它是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在全国统一实施的标准，是需要遵守的。“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的标号是GB/T。T代表的是推荐性国标。“推荐性国标”是指自愿采用的国家标准。但“推荐性国标”一经接受并采用，或各方商定同意纳入经济合同中，就成为各方必须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性。它的年限一般为5年，过了年限后，国家标准就要被修订或重新制定，以跟上世界同类标准的变化和适应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
 
二、事情的由来

      话说新世纪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面貌的变化，带英文的招牌越来越多了。那是在2003年，我参加语文出版社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教材定稿会。到饭点儿的时候，大家一起到楼下就餐。人教社资深编辑董蔚君老师指着餐馆的牌子说：“你们看，这个牌子上的英文是错的，Restaurant成了Restaurent。”董蔚君老前辈不愧是多年来全国《人教版中学英语课本》资深的编审，比我们任课老师具有更尖锐的眼力。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也勾起我 1990 年参加亚运会纠正场馆双语标识错误工作时的情景。

      那是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为保证亚运会的顺利进行，亚运会组委会决定对运动场馆，定点为外宾服务的宾馆、餐馆、商店进行一次语言环境的检查。

      8月份，北京市委派出了市委宣传部，外事办公室，旅游局、二商局，公安局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亚运会场馆语言环境进行检查。当时我担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亚组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曾是我的学生。她邀请我参加这项工作。我随检查团走遍了亚运会有关场所，从北京机场，亚运场馆，亚洲大酒店，北京饭店，友谊商店，到琉璃厂文化街各画店，古玩店检查。这次发现了不少问题，问题最严重的是琉璃厂，商店展示的标牌的英文一团糟。检查组当场照相，记录，责令各单位必须在一周内改正。

       这次检查对维护北京的国际形象和亚运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亚运会结束总结工作的时候，组委会特别表扬了宣传组对语言环境的检查。这也是我知道的政府部门多年来首次对中英文翻译的公开检查。

那天在香山饭店发现的标识翻译错误说明，双语标识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随着奥运会的来临，这个问题非得解决不可。于是我便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净化语言环境，迎接奥运”，批评大街商店标牌上出现错误英语。我把这篇文章投给了我院“学院生活”校报。文章中写道：

      我国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当我们为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而自豪的时候，在大街的某处看到蹩脚的英文，每个人的心中都不是滋味。我们为是中国人而骄傲自豪！同时又为这种四不象的英文而羞愧。

   目前，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英语学习巍然成风。社会上的双语热更是方兴未艾。城市的街道、商店、景点等建筑设施上都标上了英文。应该讲，英语热是好事，但是在英语的使用上却发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错误是对语言使用的不严肃，低估了语言错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我们滥用语言时，实际上是在亵渎“文明”，至少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纠正英语标识错误的活动，净化英语应用环境，创造一个促进文明交流的开阔空间，让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无障碍地交流，让我们辉煌的中华文明和灿烂的世界文明融汇。

   当年正是北京迎接“奥运”最紧张的阶段。我提出的现象反映了北京所面临的问题。这篇短文被北京市教工委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 2003 年报刊评论类三等奖》。
 
三、那场在北京发生的英语标识纠错热

      2003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作为导师招收硕士生，但继续承担着硕士研究生班的英语写作课。课上我对学生讲：“现在北京大街招牌上英语错误特别多。你们平时注意一下。”

      这个研究生班有四十多人，有的学生留意了我讲的话，第二周就有学生 给我发来不少错误标识照片。有一张照片展示的是姚家园路上一家四S店，用不锈钢做标牌底座，“出入口”中的“出口”用了“Export”。
      这张照片后来被登上报纸，惊动了正在关注迎奥运工作的新闻媒体。当年的媒体主要还是纸介的。每天早晨报纸销量是很高的。特别是上班族在登地铁前习惯买一张报纸，还有免费赠送的报纸。

      一旦一家媒体刊登了错误标识的照片，其他媒体立即跟上，都纷纷报道北京大街上标牌上的错误。一下子，标识错误成了每日的话题。

      《法制晚报》刊登了对二外学生的采访，学生说，“我的硕士生导师戴宗显教授在课堂上讲道‘公共场所的双语标识存在许多问题’，我才开始留意身边的双语标识。”于是，各媒体开始找我采访。

      不久，《北京晨报》发表了周萍题为“北京双语标牌多数老外看不懂”的报道，比较全面地转述了我对标识错误的看法。文中写道：

      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英文的双语标识随处可见，而从今年 5 月份开展双语标识纠错活动以来，北京市民已经从交通路牌和单位标牌等处纠出了 140 多处错误。据了解，双语标牌没有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很多部门都可以自行制作，“没有管理必然会出错，而出错影响的是整个城市的印象。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一直致力于公共英文标识的纠错工作。戴教授对城市的英文标识错误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城市牛皮癣”。戴教授说，“很多人都误以为把中文和英文相对应就可以翻译，这样的想法往往导致老外看不懂英文标识牌。”

   戴教授认为：“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不好，一个城市的硬件做得很漂亮，大厦林立，但公共标识牌出现那么多错误，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软件没有跟上。同时，英语初学者会对公共标识牌产生信任感，错误的英文标识也会让初学者自然而然地模仿，久而久之会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这些错误标识的纠正，戴教授说，尽管现在有很多学者以及热心读者在网上对这些不规范以及错误英语标识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正确的改正方法。但目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此进行监管和提供相应的指导。“如果有管理部门来统一标识，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二外的吕和发教授是专攻“公共关系”和“公众传播”方面的专家。我们常常一起探讨标识英语的问题，吕和发教授认为我们应主动回应目前媒体的采访，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北京广播电台到二外采访时，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收集到的标识错误。北京电视台也约我们去现场拍照那些有问题的标识。当我们在姚家园路拍照用不锈钢做成“Export”标牌的时候,还遭到当地保安的围攻。一时间，“双语标识纠错”成为各种报刊、电视台的新闻热点，北京晚报还称我是“英语标牌纠错排头兵”。

      2004年10月22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指导，“我们的文明”主题系列活动组委会主办，联合中青网、《英语学习》杂志、洋话连篇、《21世纪报》各英语专业机构共同承办的“净化英语环境，融汇中外文明”—英语通全国纠错大行动在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办方聘请我出席并在会上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英语学习》杂志副主编龚雁。发布会由中央电视台英语教育频道的赵音奇主持。我曾和他一起共同策划过中央台“希望英语杂志”这一栏目。在会上我们采用“四方论坛”的方式阐述标识英语错误对北京城市面貌的损害，及动员大家，特别是学生参与寻找错误标识，让媒体曝光，敦促有关部门改正。

      在媒体方面，China Daily中国日报网动作比较大，其网站英语点津栏目（Language Tips）发起了“用准确英语标识迎奥运”——全国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规范大行动，简称“净脸运动Here we go”，开设专门网页，号召社会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对公示语英译问题进行纠错，要求上传照片，标明拍摄地点，聘请北京和国内多名教授作为评论员，有对外经贸大的丁衡祁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的王银泉教授，对上传的翻译错误标识进行点评，我也是特聘评论员之一。

 
      此时，我接到国家质检总局标准化研究院邹传瑜研究员的邀请，参与他们的“现代城市导向图形系统总体设计”的工作。这一项目叫做《国家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研究院的张亮研究员发来了（GB/T1000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的初稿，希望我审定《标准》中的英语。

      这是我首次接触《国家标准》这一概念。为给我普及标准化知识，他们专门邀请我参观了标准化研究院，介绍由白殿一所长等负责的“现代城市导向图形系统”，以及他们所绘制的各种图形和符号。这很使我大开眼界，得知GB是“国标”的标号，“ISO 9000”是“国际标准”。后来我又审定了《国标GB/T10000.4第四部分 运动健身符号》和几个其他标准的英语部分。

      媒体对这场“双语标识纠错”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特别热衷于刊登“错得特别离奇”的标识照片。媒体读者也觉得这些奇葩错误特别好玩。比如把“一次性”(disposable)写成(A time sex)。贵阳翻成“Expensive Sun”（昂贵的太阳）。“小心落水”译文的意思是“请你掉水里去但是必须小心地落水”(Take care to fall into water)。

 
       从此，公示语翻译研究也开始逐渐引起外语界和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明显开始增多。其实，早在200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于公共场所标识中译外规范的研究便开始了，学校相关机构借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机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实地考察。吕和发教授和一些教师成立了“汉英公示语研究课题组”，注重英语公示语的调查研究和相关资料的搜集。为此，课题组成员利用个人留学、参加学术会议和出国旅游的机会在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挪威等国家进行资料的收集，拍摄了照片千余幅，实物百余份。课题组还开办了网站“汉英公示语研究在线”，利用现代传媒的信息及时跟踪该领域的研究。

       随着北京奥运日益临近，关于“北京做好了准备没有”的疑问不断被提起。有外国媒体认为北京奥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北京没有合格的外语环境，缺乏会外语的志愿者。为此，北京市2002年专门成立了“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为进一步促进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成立了专家顾问团，发挥专家顾问的咨询、参谋作用。但是，北京还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场所的标识英译规范工作。

      此时，我们注意到标识英译纠错不仅仅在北京很轰轰烈烈，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学者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吕和发和我认为应该以“公示语翻译研究”为主题，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对这一问题关心的学者，对城市标识的英语错误进行讨论和梳理，促进社会提高对这一语言乱象危害性的认识，争取城市管理部门采取措施清理错误标识、净化城市语言环境。

      能够召开这样的研讨会的前提是二外自己的老师已经准备了相当数目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大家愿意把成果展示出来。同时，也特别希望听取国内其他单位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二外继续教育学院决定承接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为聚拢更多的人参加讨论，我们找到了院“实用语言学协会”，希望他们也参与筹备工作。“实用语言学协会”涵括全学校各个不同语言类的院系，协会的负责人包括经贸学院副院长修月祯教授，德语系主任朱小雪教授，法语系负责人杨刚教授和阿语系主任张洪仪教授。他们听取了我们对为什么要召开这个研讨会的阐述，并听取了对能参加这次会议人员的说明。他们对召开研讨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研讨会筹委会”向学校领导申请立项。校领导杜江校长、邱鸣副校长非常支持，批准了立项，并责成继教学院和“协会”共同开始着手筹备。

       在筹备的过程中，筹委会联系了中国翻译协会，译协派出常务副秘书长姜勇刚，《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到二外商讨如何协办好这次研讨会。据姜勇刚介绍，当年在芬兰举行的国际翻译家联盟正式成员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中国获得2008年第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这将是世界及中国翻译界的一次盛会，中国上海将作为这届大会的举办城市。为此，中国翻译协会建议把即将举办的“公示语研讨会”作为庆祝当年国际翻译日开展的系列公益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使研讨会涵括更广泛的部门，我联系了《中国日报》网站“净脸行动Here We Go”栏目负责人李晖先生，邀请 China Daily 参与该研讨会的召开，China Daily同意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参加。

      我还联系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邹传瑜研究员，邀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白殿一研究员出席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与此同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也同意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参加。

      我们还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支持。该办刘洋副主任表示，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将作为指导单位参加研讨会。

      会议还邀请了全国众多关注外语标识问题的学者，共同探讨标识语言错误问题。在二外校领导和多个教学部门的共同解调、努力下，由中国翻译协会、中国日报网站、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中国标识》杂志协办，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作为指导单位的“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于2005年9月25—27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政府部门、行业机构、专业团体、高等院校、翻译界的专家和学者，济济一堂，建言献策，共同探讨如何净化社会外语环境问题。


      研讨会上，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刘习良致开幕词。他说：“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对外开放取得众所周知的成就。翻译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涉外出版物、其他对外宣传品、商品广告、各地旅游点的介绍、商店招牌、街道名称等公示语的译文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质量问题。错译、语法不通、拼写错误、违反习惯说法，不算鲜见，有些译法甚至在国外公众中传为笑谈。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情况也不容乐观。这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是极不相称的。”他号召“大力提高翻译水平。不断规范和完善城市公示语的翻译，这是一项亟待完成的工作。”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作主旨发言“从翻译工作者的权利到外宣翻译”。他在发言中说：“鉴于我国翻译市场和翻译队伍的现状，我认为有必要对翻译质量实施进一步的规范与管理。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外文宣传文字的管理条例，并设立监督管理部门。”

      在研讨会做大会发言的还有罗选民教授，对外经贸大学的丁衡祁教授、浙江翻译协会的郭建中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的王银泉教授、四川外国语学院的杨全红教授和广东云浮市外办的吴伟雄译审、北京二外戴宗显教授、吕和发教授等。他们就双语标识翻译错误问题之严重都表示了殷切的关注，也介绍了各自在规范英文标识工作方面做的努力，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此次研讨会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日报》做了如下报道：

      为了庆祝2005年国际翻译日,迎接 2008奥运会、2010 年世界博览会,在2005年9月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由中国翻译协会,北京市外办，中国日报网站，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于2005年9月25-27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政府部门、行业机构、专业团体、高等院校、翻译界的专家和学者,共济一堂。此次研讨会汇集了翻译界的宿将新锐,会议围绕“全球化的语言环境下的公示语翻译”公示语汉英翻译理论研究公示语应用翻译实践探讨公示语汉英翻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全球化与国际化都市、旅游目的地信息服务环境建设和公示语应用翻译研究协作网络建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也为致力于公示语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对于深入关于公示语翻译的探讨,净化我们的语言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化程度都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在这次大会上，大家一致要求政府部门主导对标识英译的管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邹传瑜研究员代表白殿一所长所做“关于制定城市导向系统语言标准”的发言，给与会者以极大的启发，专家们首次提到了制定“国家语言标准”的议题。

      这一议题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关注。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原有的“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又组建“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写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北京市标准，聘请了各大院校英语专家组成顾问组，组长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琳教授。市外办除邀请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马登阁教授和美国外教杜大卫外参加顾问团外，增加邀请吕和发和我参加顾问团。我说我已经退休了，外办负责此项工作的卢津兰处长说：“你们二外贡献这么大，没有你们是不行的。”这样，在北京外办的顾问团中竟有四名二外的老师。

      经过这一过程，我感受到：学校里的学者必须学会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应。这往往是专家、学者们不熟悉也不愿触及的领域。学者们满足于学术上的成就，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声誉、称号、学术地位。一旦涉及与社会上部门打交道，学者们不善此道，也怕影响自己学术上的进取。社科院王晓明教授在研讨会上就透露过，学术界有人并不认同“规范公共场合标识语言”属于有分量的学术研究。其实，“标识英语纠错”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内习惯认定的“学术”领域。今日已经有这么多的 学者对“公示语翻译研究”表示了这么大的关注，对“标识英语纠错”活动给予热情支持，已经把这项工作提高到“国家形象”，“对外宣传”的高度。

      此时我感觉到，我所做的一切不单纯是“教师”的工作。也不仅仅是“热心于公众事业” 志愿者的活，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语言学家”应有的社会担当。
 
五、政府部门的管理措施

      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后，北京市外办在原有的 “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写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北京市标准，并在原专家顾问组的基础上扩大组成新的顾问组。

 
      从这天起到2018年，我在专家组中工作了整整十二年，目睹了“标识英语纠错”从自发性的活动到政府管理部门的介入这一转变过程，参与了许多次现场考察和纠错活动。
 
 
      在过去的十几年，北京市政府一直致力于北京市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博物馆、商业场所、公共文化设施、地铁公交、医疗卫生、体育场馆、环卫设施共 9个领域的双语标识英文译法标准的制定工作。根据北京市公共场所英语标识设置的整体情况，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同各有关单位及中外专家，于2006年编写了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包括《通则》、《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商业服务业》、《体育场馆》、《医疗卫生》6个部分）及6部分实施指南。该地方标准的发布实施，标志着北京在公共场所英语标识规范设置上具备了法制基础，今后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将与国际接轨。
      北京由“申奥”开始起步的“市民讲外语”活动方兴未艾，年年保持新鲜、活力。我体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主管部门认识高度到位。北京市历届外事办公室领导身体力行，对标识纠错一抓到底。外办领导赵会民、刘洋、张谦、向萍、殷飞和语言环境处的卢津兰、沈传新对工作的负责精神是北京整顿标识工作取得效果的关键。

       作为顾问团的成员，多位年事已高的专家不畏劳累，积极参与工作。顾问组长陈琳年过九十，思维清晰，对工作的开展颇有见解。几位资深翻译认真投入，过家鼎大使、施燕华大使、陈明明大使、外文局黄友义局长随叫随到。几位外国老师作用也无可替代，他们是程慕胜、柯马凯、杜大卫。作为顾问，专家们要到有关单位去宣讲，参加每年在朝阳公园举行的“外语游园会”活动。凡有重大外事活动，如APEC、申冬奥等，都要到现场考察，检查中英文标识，他们都功不可没。经过多年的清理和规范、北京城市语言环境有了根本的变化，北京地铁标牌焕然一新，外国人都说北京地铁的双语指示牌是世界大城市中最好的。

 
六、《国标》的研制

      为了规范英语标识的翻译，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和顾问团编写了“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英文译法的地方标准”，共出版了十一本分册。

      与此同时，为迎接上海世博会，江浙沪三地语委联动，研制并颁布实施台了“上海市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江苏省公共场所标志英文译写规范”，“浙江省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陕西省为迎接2011世界园艺博览会也研制并颁布实施了“陕西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等地方标准。

      为促进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的规范化，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2011年8月29日，“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专家委员会成立会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主持会议，来自北京、上海和江苏三地部分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国家标准委、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北京上海、江苏省市语委负责同志等 30 余人出席了会议。成立会上宣布“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专家委和“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研制课题组成立，同时开通了“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网站。之后的研讨会上，专家委员会还审议了《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的“通则（草案）”，该国标后改称《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在国标研制启动之前，社会各界对制定颁布全国统一的外文译写规范呼声很高，在 2000 年全国“两会”上，十几名全国政协委员还就此联名提案。随后几年，我国各地在城市建设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相关省市还制定了公示语翻译的地方标准，这些实践为制定国家标准奠定了基础。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的工作规划，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包含英、俄、日、韩四个语种，覆盖交通、旅游、文娱、体育、卫生、商贸、餐饮住宿等十多个领域，并希望与即将承办国内外重大活动的城市合作，共同进行语言环境规划。
      教育部语信司邀请我参加“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研制课题组。从此我就参加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历时近7年的研制工作。
      《国标》研制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网络进行。每年还要多次集中讨论定稿，在上海、北京和南京召开了多次研制工作会议。参加《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研制工作的主要人员有柴明颎、潘文国、丁言仁、戴曼纯、姚锦清、王银泉、戴宗显、白殿一、刘连安、张日培、林元彪等。张日培作为课题研制组的秘书主管日常协调工作。
 
      经过整整七年的编写，完成《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标研制，包括一个通则和9个分则，共10个部分。9个分则规定了交通、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商业、金融共13个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原则、方法和要求。同时还编写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出版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一本通》七册，已由外研社出版。
 
 
 
      关于《国家标准》研制过程的详细介绍，可参阅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张日培在《中国翻译》2016年第3期上发表的《从地方标准到国家标准：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新里程》。

      二十七年前，从参加检查亚运会场馆中英文纠错开始，到今天国家级的语言标准以法规形式的公布，我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段漫长的期待，但最终得出了丰盛的硕果。

      凡参加“规范英语标识”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件很琐碎的工作，费力不讨好，标识翻译错误没完没了的出现。从时间上说，费时间，检查一个单位，走半天看不到几个标牌。对于有专业工作的人员来说，这项工作对于业务进取不带来什么好处。对在学校工作的老师来讲它不能促进“职称评定”，也没什么经济上的收益。

      参加这项工作我深深感到，凡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不管职位高低，无论年纪多大，每个人从未想过回报，没有想过参加这项工作会给自己业务上和仕途上带来什么好处，只有一份社会责任感在促使大家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多年来，大家一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一门心思，想怎么把大街上的标识翻译错误问题解决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的结果是坚持的结果，是思考的结果，是无我的结果，是时运的结果。
 
七、体会

      《国标》实施了，但“错误标识”还屡屡出现。我们这些年来开了不少关于“规范标识英语”的学术研讨会。总是听那些“哪儿有个什么错误标识”，“我们应该立法”，“发动群众去找错。”等等。这种话我们听得不少了。这几年的标识纠错可以归结为下面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在公共场所张贴的标语、标识牌上的文字是否需要全部用双语表示？比如有时间性的宣传标语，鼓动性的口号，或带有“广告语”性质的中文句子。我曾见用英文打出了“欢迎上级部门莅临本单位参观指导”的标语。这类文字的“英文”错误率最高。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2、 公共场所常用的标识在《国标》实施后，不应该再出现错误。为什么现在还是错误不断。

      3、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管理系统。公园和火车站就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上级部门。以至不同单位标识管理水平截然不同。如何让“标识纠错”不留死角。

      4、我们仍然能不是很清楚，“问题出在哪一个环节?”一个单位所属地盘内的标识是如何安排的？属什么部门负责？由谁批准。标识内容是否需要有统一的部门管理？

      5、要不要“语言问题”立法，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或全国性的法规，规范公共场所的所出现的语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英语的使用在我国越发广泛。标识英语错误依然是那些“纠错义士”们关注的内容。这种错误开始向更多城市蔓延。即使在北京这样严格管理的城市里，标识错误也是反复出现。真如同我曾经描述过它那样成了“一个城市的牛皮癣”。

      《国标》的颁布与实施，经过媒体一段时间的介绍，逐渐淡出人们的注意。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标识纠错”促进了学者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这场由英语学习者挑起的纠错热潮，又被学者提升到学术的高度加以研究，充分体现了学者们的专业水平和治学态度。“标识错误”不断出现，学者们亦对公示语翻译的探讨渐渐深入。由针对“标识语言”的评论发展到对“语言战略”，“语言政策”，“翻译产业”，“翻译策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

      我感觉，就“公示语翻译”而言，有以下议题属于近期可以进行的工作。

      1、公示语翻译错误所揭示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学习的误区。通过 Error Analysis分析如 何避免出现“中式英文”的错误。

      2、为中国学生编一套生动活泼的“英语标识丛书”，图文并茂。讲解各种不同的标识，用在什么场所，中英文都怎么说。其错误标识错在哪里，正确的英文应该怎么讲。

      3、从管理学的角度梳理标识牌的使用应该经过什么程序，上面文字的定稿应该走什么程序。

      4、规范标识工作是否应该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管理，是否应由外事部门牵头管理。

      以上问题都值得在公示语翻译研究范畴内进一步地探讨。
 
八、我的语言观

     从广义的角度讲，对公示语的研究不是仅仅局限在“翻译”的范畴。“汉英公示语的对比”就是一个议题。两种语言有观念、人文、政治、逻辑、语义、修辞、文体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举例讲，使用中文在规范人们行为时常用“禁止”、“严禁”、“杜绝”甚至用“打击”、“消灭”等意思严厉的词语。在用英文表达相应意思的时候，就要思考一系列的细节，考虑怎么说才符合外国人表达“禁止”概念时的习惯，同时又不失原中文的内涵。 此时人们的思考不是我们理解的所谓“翻译”，而是“再创”。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外语是一门工具”。这种观念认为，只要学会了“词汇”，有了“结构”，学好语法，手中就有了外语这门“工具”，就可以讲外语了。我在国内听到的对外语学习的观念基本属于“工具论”，包括老师和学生。用这种观念去学习外语，就会走捷径的方式学词汇，抠语法，试图尽快掌握工具，到一定程度便大胆地讲外语。以这种观念去教外语，就会重对外语的分解和归纳，把活的语言当作无生命的物品，讲外语如同用零件搭积木。只要有相应数量的语言零件，什么中国话都可以翻译。其实，很多“神翻”就这么出笼的。

      另一种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思想”，是“可视”和“可听”的“观念”，是被赋予意思的声音和文字。这种语言观认为，学习语言实际上是学会用另外不同语言的声音表达思想，用不同语言的文字表述主张，“学会”不等于“接受”(accept)。学习外语是一个过程。谁按这一过程学外语，外语就通顺。谁用掌握一种能力的方法教外语，就会使用种种有效的手段使学习者亲历另一种行为和心理的过程，最终使学习者掌握另外一种语言。

      美国著名语言教学理论家H.Douglas Brown 讲过，“Being bilingual is a way of life. Every bone and fiber of your being is affected in some way as you struggle to reach beyond the confines of your first language and into a new language,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具备双语能力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有多少老师和学生把对外语学习的认识提高到这个高度？“冲破母语的羁绊，进入到一个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新的思维、新的情感和行为。”这里谈到的新的思维（new way of thinking）是指用另一种意识介质进行思维，不是学习另一种思维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常说的“给孩子洗澡，倒掉的是盆里的水，而不是连水带孩子一起倒掉。”

      我的学生们曾经问过我“什么叫 new way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我给他们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有人踩了你的脚，你疼得不得了。你喊出来的是‘Ouch！’而不是‘哎呦’,你就学会了 new way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我们应该如何教外语，如何学外语。老一辈的老师讲过不少学习方法，谈过他们是如何学英文的。现在人们学外语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原因是学习资料的获得，学习手段的多样和辅助工具的变化比老一辈人学习的条件优越多了。但是最根本的学什么没有变。两种不同的语言观依然存在。我希望公示语翻译研究不妨就学什么，怎么学进行探讨。

      中国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外宣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话语权，“中译英”成为关键。我国改革开放的变化，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中国国情的介绍都需要“中译英”的人才。我们过去过于偏重介绍中国山水文化。我们无法用语言的手段去完全解释清楚什么是中国山水文化。向国外介绍中国景点的任务远不及让国外清楚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重要。我们介绍景点、庙宇、山川的翻译工作过于繁琐，尤其是中国佛教寺庙的说明词太专业，滥用了中译英的力量。高等学校里的英语教学，应如何加强“中译英”的学习和训练。翻译专业的学生要不要侧重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定向培养专门领域和行业的翻译有无必要？这都是需要思考的。如果期待“中译英”领域有所突破，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很可能是“中英翻译”瓶颈的突破口。我期待更多的老师加入到这个队伍，为社会，为推动英语教育的改革和外语服务国家战略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戴宗显，75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中共党员
 
1942年 出生在北京。
1949年 在北京西皇城根小学学习。
1955年 考入北京四中
1958年 考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预科英语班学习
1961年 升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翻译系英语专业学习。
196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6月 大学毕业，文革爆发，待分配。次年被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
1968–1972年 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报到，随即到北京军区炮兵农场锻炼，又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1972–1980年 教72级、73级工农兵学员，77级、78级大学生。
1980年8月 随学院教学考察团赴美国、法国、德国考察外语教学。
1981-1982年 美国华盛顿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1年6月-9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学习。
1982年6月 乔治城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
1982年8月 回国历任二外联合国 UNDP 外语培训中心项目副主任, 党总支第一副书记。
1986年–1992年 二外英语系主任。
1991年 在中央电视台担任“正大综艺”主持人，主持六期节目。参与中央电视台教育节目“希望 –英语杂志”的策划、拍摄
1992–1995 在美国工作、生活
1995–2003年 任二外经贸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2003年 退休
2006年-至今 《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团顾问
2008年8月 北京奥运会帕劳代表团随团志愿者

荣誉
1、2008年10月“首都教育系统奥运工作先进工作者”
2、2008年12月“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特殊贡献奖”
3、2012年“北京市高校离退休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颁发